摘要:抗战文学产生于血火交进的民族解放时代,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心声,其中既有震惊、悲愤、痛苦呻吟、战局不利时的失望、焦虑,也有复仇怒火、必胜信念与闻听捷报的振奋直至终于打败侵略者的狂喜,既有民族共振的大江东去惊涛拍岸,也有将士民众个体感情的小桥流水柔波涟漪;抗战文学反映出正面战场的抵抗、敌后战场的开辟、大后方建设的方方面面、延安与各边区根据地的万千气象,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大陆主战场的历史真实,既表现出“甲光向日金鳞开”的慷慨悲壮,也揭露出当局政略失误、军政瑕疵等重重阴霾,既呈现了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又描绘出民族性格浴火重生的曲折轨迹。抗战文学在抗战时期是进军的号角,是飘扬的战旗,是凯旋的锣鼓,曾经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抗战胜利后,抗战文学是历史的丰碑,是艺术的源泉,是前进的动力。抗战文学的社会价值不容轻忽、不应忘却,而应该深人发掘其伟力的奥秘,将其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批文化人从华北、东南等地内迁进人了抗战大后方的“大西南”地区。他们以自己在内迁途中的见闻和进入大后方之后的实地生活经验为题材的“大西南”书写,综合运用故都风物、江南风景和野蛮古风等三个传统文化认识论范畴,把“大西南”从古代中国文史知识里的“异域”,改写成为现代中国亲密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中发掘出了中华民族战胜敌人的伟大力量。传统文化也以这三个认识论范畴为形式,通过把“大西南”从“异域”改写成为现代中国亲密共同体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实践,把自己变成了现代中国“国家共同感”的深层文化根基,展示了它在现代中国国家认同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摘要:抗战文学具有浓厚的非虚构色彩,形成了非虚构的传统,不仅报告文学(含特写、速写、通讯、报告)、散文等体现出纪实特点,而且部分小说、戏剧、诗歌作品也带有“亚纪实”的意味。抗战文学形成非虚构传统,是由时代的急剧变动决定的,这或许对个别作品的艺术价值有所减损,但从总体而言却使抗战文学形成了记录民族苦难与新生、表现民族心灵蜕变的巨大历史文献价值,而且引发、伴随着报告文学勃兴、叙事诗兴起、跨界杂文体生成等文体新变现象。
摘要:“去殖民性”标志着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转向。对去殖民性运动的主要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去殖民性究竟是什么?它当前的状况如何?其终极目标是什么?所谓的“去殖民性转向”是否有理有据?现有的去殖民性理论的盲点与洞见分别是什么?殖民主义为何难以根除?其拒绝退场的内在逻辑和机制是什么?未被殖民过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有必要进行文化意识的去殖民化?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去殖民性?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可得出结论:殖民无意识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精神殖民和文化殖民的隐性逻辑,构成了实现去殖民性长久的认识论障碍。由于殖民主义曾席卷全球,殖民无意识存在于全世界人们的文化无意识之中,只是内容和形式不同而已。因此,欲对文化无意识进行去殖民化,在去殖民性运动中,应该以文化无意识的多向度去殖民化,作为去殖民性实践的必要步骤。
摘要: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践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关键支撑。基于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与本质,可深人分析其核心特征及其与国家创新体系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背景,剖析出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科技自立自强为价值导向;构建以创新资源统筹和多元主体协同为核心的组织模式;通过动态适配治理体系与创新能力,完善体制机制;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智慧治理能力;通过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制度保障。最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实践逻辑应包括理论强化、主体培育、范式转变、组织重塑与持续变革五个维度。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平台的协同赋能在服务消费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数字平台通过价值链整合与协同效应促进了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双重提升。数字平台呈现互联互动性、灵活性与可扩展性、共创性以及开放性与共享性等特征,其兼具服务消费创新的网络基础与架构优势的双重角色,富有推动服务消费民主化与创新协同的潜力。数字平台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服务流程再造在提升消费者体验和加速创新传播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平台合作模式能够激发协同效应,提升服务消费的整体价值。未来,应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平台生态体系以强化服务消费创新基础,优化用户体验设计以丰富服务消费创新内容,推动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以提升服务消费品质,促进跨界融合与资源共享以拓宽服务消费场景,强化数据治理与平台监管以保障服务消费创新环境。
摘要:省略体是与口头文学直接相关的书面文体,在以《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为代表的敦煌讲唱文学中常常见到。讲经文的省略有取关键语以标示譬喻、诗歌、因缘故事,或以双行小注提示佛教名相等数种,以及预留空白以示经文起止的方法。被我们称为讲唱文学的讲经文文本,大都是从相关注疏中摘要抄出的、未定型的文本,它只能反映某个完整讲唱活动中的诸如结撰或抄写这一局部环节,这些省略体的书面抄本,只有加上讲主在讲经场合的口头文学性的演义,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讲唱文学的制作程序。或者说,纸质文本上节抄的关键语所提示的口头敷演内容被纳入,方可反映一个完整的说唱过程或说唱文本。讲经文在制作过程中所摄取的材料来源多途,但佛典注疏为其重要之源。在唐代的权威注疏中已提示了讲经时征引材料的注意事项和省略方法,这或可有助于我们深人了解唐代讲唱文学的展开步骤,重构或复原讲唱经文前的裁截材料以及抄写、讲经时的口头敷演等活动的生存环境。
摘要:法藏伯2418号写卷是敷演敦煌写经丁本《父母恩重经》的俗讲经文,其散文说白文本中反复征引佛经、多用省略符、加单或双行小注以及使用朱笔校改符四个特征揭示:本卷不是听讲俗众或学徒的笔记,应是经常讲说《父母恩重经》的法师抄写,并请专人审定为俗讲法会备用的底本或定本。写卷尾题“诱俗弟六”,通过对写卷所抄写《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厘清,并结合卷轴古书卷首、尾题称名特征,即卷首为书籍全名、卷末为书籍简称以及卷首或卷末名称相同,可知《诱俗》是一部著作编纂时选取丁本《父母恩重经》一卷或多卷本讲唱文学作品,其整部作品的篇幅至少有六卷或多至十一卷以上,是一部集合多种体裁相近、主题相类的著作编纂而成的教材,其使用对象是唐五代普通民众,撰述宗旨是宣传儒释二家共有的孝道经典与主题,藉此达到开蒙诱俗之目的。伯2418号这篇俗讲经文与唐五代敦煌地区流传的《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等童蒙读本密切相关,是唐五代孝道文化在民间传播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从某种程度能佐证《诱俗》为当时民间学堂教化俗众的常用教材。
摘要:在国家大转型的背景下,工会成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力量,“工会何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梳理关于工会参与治理的三种研究视角发现:从实用主义视角看,工会参与治理围绕组织职工群体、维护职工权益和社会稳定以及提供社会服务而展开;从结构主义视角看,工会受历史发展中不同横纵结构影响而形成各种治理模式,强调结构性因素推动工会运行的优势;而从能动主义视角看,工会运用向外部“借力”和协作、资源整合并内化为自身能力的方式承担着社会治理的任务。针对上述三种研究视角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发现,“后结构主义”视角能够取三者之长以应对当前工会参与治理的新情况,并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工会形成一个撑起的“伞状”空间,进入双向互动的复杂治理情景,并以此丰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层”研究。
摘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收缩是城镇化进程中难以规避的阶段性产物。边疆地区既是我国城镇化的“洼地”,又是城市收缩现象较为突出的国土空间。近年来,边疆地区城市城区人口流失、经济生产总值负增长、城市区划及建设面积减少等城市收缩的表征日益显现,随之产生的多元复合风险增加,由此凸显了边疆地区收缩型城市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边疆地区收缩型城市治理的目标定位,需遵循城市发展一般规律,适应边疆治理战略需要,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探索人民城市建设新路径,促进收缩型城市适应性转型与城镇之间的优势互补,着力发挥边疆地区城市在固边兴边和助力周边工作中的积极功能。持续深化边疆地区收缩型城市治理,可在以下四方面着力:一是强化科学规划引领,推动边疆地区收缩型城市治理的制度创新;二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稳妥推进边疆地区政府职能优化和机构改革;三是强化政策支持与资源投人,提高边疆收缩型城市发展韧性;四是强化不同国土空间的协同联动效应,增强边疆收缩型城市发展动能。
摘要:法国道教研究在国际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学者马伯乐与施舟人构建了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以二人的道教研究为中心,以法国汉学研究的知识图谱为背景,检视法国道教研究的主要方法与理论实践,可以发现,法国道教研究最基础的方法是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这两种方法奠定了法国道教研究的实证基础。此外,法国道教研究深受法国社会学传统特别是涂尔干的影响,“结构”也是其常用的分析手段之一。但相较于依托理论范式进行演绎推演的路径,法国道教研究更倾向于从研究对象的具体事实出发,强调经验和实践中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的动态生成,表现出对理论先设的警惕与反思。在此背景下,法国道教研究呈现鲜明的“去理论化”与“去权威化”倾向,更接近开放、多元、实践导向的研究模式。这种文化理性立场,不仅成就了法国道教研究的独特面貌,也为道教研究在全球语境中的知识协商与文化对话提供了范例。
摘要:澄观“仍往峨嵋,求见普贤”之说,载于《宋高僧传》等诸多宋元古籍,并得到现代学界内外的广泛接受和认可。据此,澄观被视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形成与传播的一个关键推动者。但是,通过考察澄观著述与生平,不难发现,澄观所谓普贤菩萨的“所居”之地即应化道场是在五台山东北的“蔚州”之“那罗延山”(今“小五台山”),并未与峨眉山发生任何关联;“求见普贤”应去“蔚州”之“那罗延山”,而非川蜀之地的峨眉山,而且“蔚州”之“那罗延山”的普贤菩萨道场,还与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一道,使五台山一带成为“华严三圣”的应化道场。峨眉山被奉为普贤菩萨道场应出现于澄观之后即中晚唐以后,澄观“仍往峨嵋,求见普贤”之说当为唐宋以来的附会或假托。唐代中晚期的诸多资料,亦为此提供了有力旁证。不过,澄观“仍往峨嵋,求见普贤”之说的出现,有其合理的历史和思想因素,并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形象赋予了更加厚重的思想內涵和宗教威信。
摘要:南宋“恃江立国”,以长江为心理防线,选择定都临安。政治家族向南、北两个方向拓展,形成首都圈南、北两翼。北翼虽然自然禀赋和历史底蕴优于南翼,但安全系数明显低于临安府和南翼,致使南、北翼之间以及北翼内部的空间格局逐渐发生逆转。南翼对政治家族的吸引力明显超过北翼,而湖州又在北冀首屈一指。总体而言,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分布呈现均质化和高密度化特点,客籍政治家族占比远远低于北宋首都圈。后来者想要挤人首都圈,只能见缝插针,一方面攫取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吸收弱者资源。由于南、北翼存在诸多逆向势差,政治家族们多逐鹿北翼,首都圈外政治家族谋入首都圈首选北翼。临安府和南翼政治家族一方面在北翼广占田产,另一方面在国家赋税博弈中迫使北翼承担更多义务。从宋元明长时段来看,南宋“精英地方化”是首都圈局促空间催生出的早熟假象,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质变直到明代宗族、乡约组织性权力发展后才得以实现。
摘要:在近代中国,道院之类新兴宗教组织可被视为影响深广的创新波,保守型地方士人则是因应此股潮流关键性的社群媒介。作为下级县院沂水道院的轴心,刘岩负责以扶乩为主的日常事务,将之当作其人生最后阶段的志业。考察可知,新兴宗教呼应了地方士人传统的文化认同和深刻的危机意识,地方士人则以制度化、在地化的组织运作和体系化的救世神学宣教推动了这股创新波的扩散。作为近代思想、社会权势转移的独特形式,两者的“合缘共振”呈现出接受、传播和回馈的机制以及“双重反动”的特征,反映了地方士人通过神道设教进行救世实践遭遇到的结构性困境。刘岩与沂水道院的案例具有微观层面的标本性意义,展现了新兴宗教创新波引起的地方性涟漪和世变之下地方士人的心灵秘史,亦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层面变幻无定的多重光谱。
摘要:2015年6月,一段“知识普及”文字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迅速蔓延导致端午拜节祝颂语发生了由“端午快乐”向“端午安康”的突变。基于浙、鲁、川、甘四省受访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引发祝颂语突变之“变”的关键是观念层面的正当化叙事被普遍接受,需要社会化、教育等长期的影响过程方能完成;导致突变之“突”的关键则是信息层面的习俗异见的快速扩散,此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才是作为变革性传播媒介的互联网。二者互为表里,但外快而内慢,类似物理学中的“热传导效应”。这一效应揭示了传统的自我调适机制,对彼得·伯格等的“传统正当性持续赋予论”与霍布斯鲍姆的“传统发明论”有所补充。
摘要: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在社区场域整合是破解基层养老服务碎片化困境的创新性举措。然而,现阶段自发式整合存在服务间功能支持不足、老年人福祉提升有限等问题,整合行为并未实现预期效果。因此有必要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将养老服务整体性作为效果评估标准,构建整合“行为-效果”路径模型;并基于社区养老服务组织管理者与老年人的实地调研问卷,运用PLS-SEM(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总体而言,养老服务整体性可解构为全面性、信息连续性、关系连续性和个性化,而“共识达成-组织整合-资源整合-递送方式调整”4种具体行为可通过多种组合方式构成的多条直接或中介路径正向影响整合效果。其中,共识达成仅对整合效果产生间接正向影响,组织整合作为其效应发挥的中介变量不可或缺;组织整合和资源整合同时具有直接、间接影响;递送方式调整发挥直接正向作用,亦是共识达成、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实现提升的关键环节。社区场域养老服务整合可通过树立整合理念、促进政策协同、培育邻里文化、创新移动服务车等方式推进。
摘要:《唐诗画谱》通过诗、书、画三者的结合,展现了诗歌与图像叙事的独特互动。画工创造性地将诗人形象作为叙事核心,诗人形象的出现标志着诗歌原有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转化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在《唐诗画谱》的140幅配图中,仅39幅没有诗人形象,其余均以全知视角重构诗意,凸显了画工阐释的主体性。画工依据诗句细节呈现诗人外貌、动作及场景,更以诗人的背影这一形象模式引导观者化身诗人,实现诗画视角的融合。文学与图像间的视角转换不仅拓展了诗歌的视觉表现维度,更彰显职业画工从技术执行者到诗意阐释者的身份跨越,为诗画互文传统提供了实践范例。
摘要:《胡适留学日记》记载了胡适留学期间丰富的文化生活,它们对研究胡适学术思想的演变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历时七年的跨文化旅行对其译诗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激发作用。当时他的译诗实践正处于格律诗到白话译诗的过渡阶段,由于他将“畅达求真”的翻译原则和读者接受度纳入翻译考量中,因此得以用相对自由的骚体进行诗歌翻译。胡适的这一翻译实践奠定了白话在新的翻译实践和文学语言中的基础,这不仅打破了以文言为主导的旧文体观,也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
Summary:Born in theera ofnational liberation amidtheclashof bloodandfire,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echoed the voices of theChinese nation.Itencapsulated emotions ranging from shock,grief,andpain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