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已有文献对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不足。采用65个国家1996—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全球视角下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具有扩大居民财富不平等的作用。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一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期国家和低直接税强度国家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能溢价、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和资本回报率上升等机制加剧了居民财富不平等。
摘 要:基于2011—2023年中国26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税收的重要影响及其微观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税收有积极影响,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结果显示该影响效应主要通过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体现,且在大城市和外商投资程度较低城市更明显。机制分析验证了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水平提升双重路径促进地方政府税收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加深,其对城市税收的促进作用呈非线性递增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拓展地方税源,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依据。
摘 要:人工智能(AI)技术正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数据,探讨核心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对上下游合作伙伴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核心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上下游合作伙伴创新。(2)不同类型AI技术的影响存在差异,行业应用型AI因与业务场景结合紧密作用最为突出,方法型AI影响相对平缓。(3)AI技术存在明显的组合协同效应,行业应用型、系统软件型与方法型三者结合的影响最强,超越任何单一或两两组合模式。(4)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敏捷响应度在核心企业AI驱动合作伙伴创新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核心企业AI通过提升供应链合作伙伴信息处理与市场适应能力间接促进创新。(5)异质性分析显示,核心企业AI的创新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创新水平差距较小的合作伙伴中更为显著。(6)相较于下游客户,核心企业AI应用对上游供应商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强。
摘 要:西方经济学以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为核心研究对象,其理论演进过程中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探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一般性规律,不仅是弥合这一脱节的关键,更是推动中国经济学获得国际认可与应用的重要基础。基于广义外部性这个一般性分析框架,阐释福利经济学主要理论的实现机制发现:(1)完全价格歧视的垄断可以通过消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因产品定价产生的广义外部性实现帕累托最优;(2)完全竞争市场借助厂商间产量或价格竞争产生的无限大的广义外部性,能实现行业产出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3)市场失灵的多种诱因均能通过广义外部性这一共性途径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广义外部性是对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般性规律的探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符合一般性规律,是对多种资源配置方式及解决效率损失途径的灵活运用。
摘 要:以2000—2023年我国31个省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数据为样本,探究不确定性背景下城镇居民消费决策动态调整的不对称性及其发生时期。研究表明:(1)城镇居民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是支出不确定性,尤以居住支出不确定性最为突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是收入不确定性,其次为教育和医疗支出不确定性,住房支出不确定性影响最小。(2)不确定性情境下城镇居民消费决策动态调整是不对称的。城镇居民对“劣于预期”不确定性的调整速度快于“优于预期”不确定性的调整速度,该结论适用于收入、教育和医疗支出不确定性,这也是不确定性普遍负向作用于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其不对称性主要源于损失规避因素。但居住支出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结论与之相反,其消费决策的不对称性主要由流动性约束所导致。(3)城镇居民消费决策动态调整的不对称性仅局限在短期,且具有明显滞后效应。
摘 要: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效应,是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并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匹配性需要,选取2013—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政府“放管服”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法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营商环境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两条渠道推动营商环境优化。(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无历史发展负担的非资源型城市与行政等级较高的中心城市中,其作用更为显著。
摘 要:共建产业园区作为东西部产业协作深化演进形成的新型制度载体,对于探索高效区域联动发展模式、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外源帮扶—内生转化”的分析框架,对沪滇协作案例进行考察,发现共建产业园区通过三重机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一是依托东部资本集聚与西部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多元价值共创机制,培育产业共生系统;二是构建东部经验转移与西部人力资本培育的多元知识溢出机制,缓解产业移植中的排异效应;三是通过东部要素导入与西部产业结构优化的多元创新驱动机制,突破产业低端锁定困境。基于产业关联度与产业承载能力双重维度,进一步识别出链式集聚升级型、产业垂直分工型、本地资源开发型和集成服务平台型四种典型的共建产业园区模式。面向新阶段,应从构建跨区域协作网络、推进精准化治理策略和整合多元主体力量三方面推动共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摘 要: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强调风险传导的“主震效应”,相对忽视同群企业联动引致的“余震效应”。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25年数据,构建“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同群风险传染”的传导框架,以2008—2019年为常态期识别核心机制,将2020年作为冲击窗口单列处理,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对2021—2025年进行分段估计与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常态期同群风险传染与风险承担渠道显著叠加;2020年后该叠加效应方向保持一致但强度显著变化,表明传导机制发生阶段性重构。机制检验表明,同群效应主要通过CEO声誉维护与高管过度自信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效应在经济衰退期、强行业竞争与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
摘 要: 耐心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和战略性能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新质生产力, 影响企业的成本决策行为。以 2008—2024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检验耐心资本投资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 耐心资本投资会显著提高企业成本粘性, 产生“坚守本心”效应,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创新投入、风险承担水平和委托代理成本是耐心资本投资提升企业成本粘性的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 耐心资本提升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因此, 应当积极培育并引导耐心资本注入企业, 深入挖掘耐心资本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的潜力。
摘 要:全面推进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进程,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持续走高所积聚的宏观经济风险是否会向实体经济溢出,进而影响域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能尚有待检验。基于2011—2024年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深入探究地方公共债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扩张会显著抑制域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上述效应在非成熟期、非国有、高管不具备IT背景以及非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公共债务会通过融资约束机制、研发资源投入机制以及政府税收干预机制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企业构筑数字化转型优势,应持续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协同的债务风险化解与绩效管理体系。